(七)

江湖风波

    1956年回到哈尔滨之后，国家体委将棋类纳人正式的体育项目，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有了全国象棋个人赛。

    哈尔滨搞了一个全市比赛，有一百多人参加。那时毛瞎子走了，张东禄参军了，我则以不败的战绩获得第一名，从而获得十二月份代表哈尔滨参加全国赛的机会。

    第一届全国赛在北京举办，裁判长是谢小然。当时报纸上预测前三名将是杨官璘、何顺安和侯玉山。惟独窦国柱说:“东北有个小王很有希望。”他对我非常欣赏，因为我曾和他在天津下过八盘棋，我五胜三和，所以他才这么说。小组赛中我以不败的战绩闯入决赛，另五人是广东杨官璘、北京侯玉山、上海何顺安、浙江刘忆慈和湖北李义庭。这样每人要打五场比赛，每场两盘棋。第一场我对侯玉山，第一盘我后手取胜后在第二盘走得比较平稳，稳稳地拿了两分。因为两胜与一胜一和都积两分，我也不想贪胜，这样第一场下得比较满意。此时杨官璘也一胜一和，在何顺安身上拿了两分。第二场我对刘忆慈，在第一盘中我走出一着炮五平六的新变，仅用二十几着就赢了下来。胜了一盘后我一心想在第二盘棋中和下来，结果走出昏着，非常惋惜地输掉了，如果这盘棋没输，以后很多事情就都发生不了了。和刘忆慈战平，我只得了一分，而杨官璘对侯玉山是一胜一和，又得了两分，差距突然拉开。第三场我对李义庭，下了两盘和棋，还是一分。杨官璘对刘忆慈又是一胜一和，拿了两分。下一场将是我与杨官璘的关键战役。这时杨官璘夺冠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，就差报纸报道说他已经得冠军了

    那天吃早饭的时候，《北京晚报》的记者说:“老杨啊，小王的棋长了，赢刘忆慈才用十几分钟，二十来步，你可要加小心，这一关不太好过。”杨官璘此时已连胜三场，再和一场就稳坐冠军了，他说:“小王的棋是长了，比过去好多了，和我下盘和棋很容易，不过要赢我的话怎么也得三年以后。”

    第一盘我是后手，杨官璘也不想有什么意外，无争无斗地和了一盘。下午的第二盘棋我先，我又用了胜刘忆慈的炮五平六这着新变，杨官璘有了准备，也走了变着。这盘棋下了一百几十个回合，异常艰苦，最后我是车炮兵胜了他车马卒。他三个小时以前还说我三年之内赢不了他，没想到对我的新变化准备不足，输了关键的这一场棋，结果吃饭时都没见着他，也不知去哪儿了。

　　最后一场我对何顺安，杨官璘对李义庭，我那盘棋平平淡淡地和了，杨官璘却输给了李义庭。这个消息一传出，外面开了锅似的热闹，因为这样一来，最后下午这两盘棋只要有一盘和棋，我就会拿到冠军。我开始也是奔冠军来的，没想到冠军一下子离我这么近，心里非常高兴。这时马宽来找我，说:“祝贺你，这回你一定得冠军了。”我说:“怎么呢?”他说:“何顺安现在无心恋战，他怎么下都是第六名。你不知道，过去他和杨官璘关系才不好，不会跟你拼的。”我说:“是这么回事。”然后他又说:“这盘棋你和了一就是冠军，那还不容易。”他说着还给我摆了个变化，说:“何顺安要是走五七炮，你就走一盘屏风马平炮兑车的布局，他来压马你退炮打车，他一平车你就退窝心马，他一捉你一打，双方不变就和了。”我当时觉得这主意不错。

    下午比赛，何顺安果然走了五七炮，我走的也是屏风马，退炮打车等一系列变化都按部就班，当他车三平四时我本应上一步士，这样局势平稳，但我按马宽说的退了窝心马。何顺安平车捉炮，我进马打车，我想这盘棋要和了。没想到何顺安突然变着，一下将车退回河沿。原本双方不变是和棋，他变着了，我马上觉得不对，我退马干什么，应该上士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心想坏了，我中马宽的套了。可是后悔也没有用，这盘棋最终还是不明不白地输了。后来我才知道有人出面求何顺安帮忙，希望杨何二人和好，这个人对何顺安说:“你一定要帮这个忙.要是小王得了冠军我们回南边也没法交待。”马宽与何顺安的关系最好，所以马宽才来给我下“蒙汗药”。那人又找罗天扬说情，希望李义庭能让了这盘棋，因为如果水平差不多少，想和一盘棋还是容易的，但李义庭不愿意让棋，因为他赢了的话小分很高，要得亚军，和或输都是第四，便说如果能赢就不会让。结果杨官璘开局走了个一车换二，让李义庭几乎没有赢的可能。这盘棋杨官璘获胜，同时也登上了冠军宝座。痛熟的鸭子就这样从我嘴边飞走了。晚上广州《象棋》月刊编辑部开庆功宴，吃的是烤鸭，不过这只鸭子对我已经没什么意义了，后来我虽然知道了很多事，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好以后再报这一箭之仇了。

1、 炮二平五　马8进7 
2、 马二进三　马2进3 
3、 车一平二　车9平8 
4、 马八进九　卒7进1 
5、 车二进六　炮8平9 
6、 车二平三　炮9退1 
7、 炮八平七　炮9平7 
8、 车三平四　马7退5 
9、 此着可走士4进5，演变下去，局势平稳。实战中红方走车四进二
，黑走炮2退1打车，此时红方如车四退一，则炮2进1，按当时规则，
两打还一打，双方不变作和。实战中红方没有走车四退一，而走车四
退四，发展下去，黑方不利。

 (八)

    1956年全国个人赛结束后我回到哈尔滨，虽说没拿到冠军，亚军的成绩也不错，在文化宫受到了市委书记的接见，还有记者采访，算是为我庆功吧。
   
    在哈尔滨休整了几个月，1957年2月份接到广州的邀请。每年广州都在春节前后邀请两名外地棋手去表演，过去何顺安、屠景明、李义庭、罗天扬等人都曾受邀请去过，这次邀请的是我和侯玉山。我也想看看自己的实力到底怎么样，就应邀去了。我先到北京，携同侯玉山一起去广州。这次广州邀请我们的条件是由他们包路费吃住，另外每人给200元钱的酬劳，就像现在的出场费。侯玉山跟我说应该多要一点，我说既然已经同意去，就算了吧。

    到了广州有人接我们到广州新亚大酒店住下，结果第二天我就生病了，广东的饭我吃不惯，天气又热，我吃了一口，伤胃，就中暑了，直吐。侯玉山跟邀请赛的组织方面说，小王吃你们的饭病了，可能是不习惯。广州方面本来早已定了我们的伙食标准，由于我这么一病，就让我们想吃什么自己要，实报实销。
    
    我正病着，第二天就和杨官璘比赛，走了过河车的布局，半个多小时就和了，同时侯玉山赢了陈松顺。在广州下了十二盘棋，主要是输给了杨官璘，赢了陈松顺，侯玉山的成绩也是这样。

    我与杨官璘的对局还创了一个纪录，第一天现场观看大盘讲棋的观众多达两万人，分三个表演区，有一个表演场地是个足球场，人都坐满了，中央的新闻社还进行了现场拍摄，如此轰动主要是因为我和杨官璘是个人赛的前两名，这样就有点南北棋王对抗赛的意思。

   在广州下完棋，我和侯玉山接到上海体委的邀请前去表演，路费等开销全部由上海负责。上海方面还邀请了刘忆慈和李义庭，就是说个人赛的二、三、四、五名全去了。上海队的前四名与我们四人共下四轮。
   
    四轮过后，上海队大败，我与侯玉山、李义庭、刘忆慈又举行了一场单循环表演赛，我得了第一。在上海我下的棋比较多，当时有个青年会也曾邀请我去表演，还有春风得意楼也邀请过我，我全部获胜。下完棋后，谢老(谢侠逊)又出钱请我和侯玉山去杭州玩，顺便又在杭州下了几场表演棋。此后又一路在苏州、无锡等地下棋表演，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，到南京时是5月份，当地气温40多度，热得让人受不了。我和侯玉山先回北京，然后我从北京回到哈尔滨。
    
   这次去南方我得到了不少的锻炼，这一圈下了四五十盘棋，使我的棋艺内容更丰富了，实力也提高了一大截。总的看来实力最强的是杨官璘除了跟他战绩不太理想外，其余的我都赢了。我当时和杨官璘没走新布局，就是和他拼拼实力。

   回到哈尔滨后上了几个月班，这时1957年全国赛又开始了。在沈阳进行了分区赛，华北、东北的高手都来到沈阳，哈尔滨的选手是我和张青江。此时我的实力已经很强，沈阳赛区的比赛中我以九胜二和的不败纪录获得第一，上海马宽获得第二，沈阳任德纯第三，大连李少春第四，这样我们四个人获得了进人决赛的资格。

　　那时的比赛都安排在上午，一天要下两盘棋，有时下到很晚。在广州表演时都是在晚上下棋，有时盘棋下到一两点钟，下完后我脑子里总是想棋，就睡不着觉。在广州我就落下这个毛病。我在沈阳比赛时怕睡不着觉，就吃安眠药。因为比赛安排得挺紧，没有时间消除疲劳感，要是下完棋能有时间玩一玩、放松一下就好了。吃安眠药后我感觉不错，睡得也挺香。十多天以后比赛结束，休息一天后到上海参加决赛，这时感觉就不对了。由于吃安眠药过多，副作用很大，在上海头一场比赛我感觉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痛，看棋时间一长脸就烧得通红。这盘棋匆匆忙忙就下和了。前四盘棋，我一胜一负二和。我觉得实在下不了了，就找大赛的组委会提出弃权。组委会问怎么回事，我说可能是安眠药吃多了，一下棋头就痛。组委会说你不下也不行啊，已经下了四盘棋了，现在你弃权的话少了一盘棋可怎么下。后来组委会跟我商议，把我介绍到上海医学院，要医院优先给我看病，这样我上午在那烤电(一种治疗方式)，下午两点钟再下一盘棋。此时我已不太在乎输赢了。结果下到只剩六轮时我的病好了，后六轮我发挥出色，四胜二和，关键对李义庭的那盘棋后手赢得极为精彩，最后和了杨官璘，我又获得了第二名，而杨官璘又获得了冠军。（待续）

 (九)

   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个人赛的锻炼，我的棋艺又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从成绩上看仅次于杨官璘，对刘忆慈等高手都赢了。于是我产生了在1958年个人赛夺冠的想法。

    回到哈尔滨后，我依然在工厂上班，那时还没有建立象棋队。不过为了备战1959年全运会，体委建立了集训队，于是我又放下工作，被调进队里。这时1958年全国个人赛就开始了，依然是在全国分几个几个赛区，我还是在天津赛区。这时张东禄也从部队转业回来，暂时没有分配工作，我就把他找来，对他说:“来下棋吧，你现在手生，我先带着你练练。”他同意了，我就帮他练了一个月的棋，然后先参加了市里的比赛。市赛我是第一，张东禄打了第二。随后我们又参加了省赛。省赛中张东禄打的不好，仅取得第四，我第一，王汲然第二，言艺第三。不过此次个人赛以市为单位参加，所以我和张东禄代表哈市参加了天津赛区的比赛。天津赛区选手很多，包括华北、东北、内蒙古等地。

   天津赛区最后的成绩是我获得第一名，张东禄发挥较好，获得第二名，第三是任德纯，第四是孟立国，第五是王家元，第六是侯玉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家元两次分区赛都是获得第五名，从而失去了参赛资格，非常可惜(前四名才可进人决赛)。王家元棋风好杀，其中与我的那盘棋本来是和棋，如果和下来，他就稳进前四，但他总想着赢，想和我拼一下，结果走输了。

   休息了两天后，我们四人就赶赴广州参加全国赛决赛。广州赛区的冠军是杨官璘，这样“南杨北王”又碰面了。

   这次广州之行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。

   前两轮，我们四个人没赢一盘。我和张东禄下了两盘和棋，任德纯和孟立国则分别输给了田家树和毕铁珊。孟立国还编了一首打油诗:“四员小将下羊城，未曾出兵先败楼瓜手，誓把杨猴一斩休。”因为任、孟的对手棋力稍弱，所以叫倭瓜手(倭瓜不是面吗)。他们输得都不服气，所以想赢对方最高的棋手杨官璘，好出一口气，这也是年轻人开玩笑的话，没什么恶意。

    不过我被张增华逼和那盘棋让我挺生气，倒不是张增华有什么不对。那盘棋到了残局时我仅剩单相，而张增华也只剩下炮低卒。我的相在上，帅在下，而张增华又没有十象，这样的棋谁都知道和定了，我就提和，没想到裁判员却不同意，执意让我们走下去。又走了一会儿，裁判员坚持要我们走完三十着的限着，没有办法，运动员只能服从裁判，明明是在浪费时间，我还要在那儿飞相、落相。

   下一轮我对何顺安。我们都以过宫炮开局，到残局时形成了我马兵仕相全对何顺安马低卒单缺象的局面。这盘棋我的赢面也就有三成吧，可是何顺安此时突然提出限着，裁判员就征求我的意见。我说:“这棋怎么能限着，我的兵还没过河呢?”我和张增华那盘棋都官和了，裁判员却不判，这盘棋我还有赢的希望又要限着，我心里嘀咕:“这裁判是怎么判的。”后来裁判又重新规定，我的兵过河以后再限着。我在此情况下，兵走急了，没有吃到他的象，却把兵下低了，只好和棋。我虽然对裁判员有如此明显差异的判决不满，但也并未向大赛组委会提什么意见，反正棋下完了，结果是不能改变的。

    再过数轮，何顺安积分开始领先，而张东禄位居第二。张东禄先是战胜刘忆慈，后来又胜杨官璘。胜杨官璘的那盘棋比较有趣，我知道张东禄要遇上杨官璘，就事先摆了一个杨官璘爱走的布局，并把这个布局的新变着法全都告诉了张东禄，而杨官璘那盘棋果真走了这个布局，可谓天意。还剩下四轮时，张东禄的积分已排在第一位，而他剩下的对手是朱德源、何顺安、徐天利，还有一个人我记不清了。这种局面应该说他夺冠有望，谁知道四盘棋他仅和了一盘，剩下的都输了，仅得了第四名。而何顺安赢了张东禄后积分再度领先.，杨官璘和李义庭紧随其后，仅相差一分。这次比赛的规则是如果积分相同，则看谁的胜局数多。

  这样一来对杨官璘有利，何顺安想要夺冠，必须要保住这一分的优势。何顺安与杨官璘的对局在文化公园举行，观众人山人海。何顺安在双炮仕相全对杨官璘马炮卒士象全的局面下提和，但杨官璘不同意，因为此时李义庭已胜了我和任德纯，积分领先。如果杨官璘赢了才能得冠军，和了就是第三名，不过这盘棋最后还是和了。

   这本是何顺安夺冠的一次好机会，可惜他和棋太多，而李义庭夺冠也有些侥幸，因为最后两轮他的对手已无斗志。

   比赛结束后的总结会上，身为广州人的裁判长不满任德纯轻易输给李义庭，致使冠军旁落，在发言时说:“输棋就像皮球泄气一样，连输数盘，不负责任。”并且指责任德纯故意让给李义庭，有要处分任德纯的意思。这时李义庭的教练罗天扬发言说:“李义庭获得冠军，是靠自己赢的，可从来没找人让过棋，但是，1956年曾有人找过我们，求我们让一盘棋，我们没答应。”一句话就把，1956年个人赛上的事抖搂出来。于是大会也没再提处分任德纯的事，草草收场了。

    这次比赛我虽然仅得了第八名，不过获悉了1956年的内幕。没让何顺安拿去冠军，也算出了口被他弄掉冠军的恶气。（待续）

(十)

　　一年一度的全国象棋个人赛结束了，我们几个回到了哈尔滨。一同从广州回来的还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万思元、广州文教中心主任白云，他们从广州调到哈尔滨市工作。
 
　　白云调到哈尔滨市的职务是卫生局局长，万思元则任体委第一副主任。万思元这个人十分喜爱象棋，对象棋事业更是热心，在广州时杨官璘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调入棋队的。当时黑龙江专业棋队基本上没有，万思元一到任就开始着手组建黑龙江省棋队，我也是在这时被调入棋队，成为专业棋手的，紧接着省里开始筹备1959年的省运会和全运会。
 
　　当时全运会棋类项目规定，每个省只能派一名选手参赛，这就是说我和张东禄只能上一个。那时黑龙江省只有一名国际象棋运动员，水平很低，1958年的全运会排名倒数第几位。我和张东禄在没有训练的情况下和他还互有胜负，而且没过几天，那个下国际象棋的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对手了。这样体委就考虑我们中的一个改下国际象棋。虽然象棋与国际象棋也有相通的地方，改行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，但又让谁去放弃下了十几年的中国象棋呢?没有办法，体委为此安排我们进行了一场十局赛，胜出者继续下象棋，如果谁失败，谁就得改下国际象棋。这样的比赛气氛一点也不比正式的比赛轻松。 
 
　　十局赛并未下完，因为下到第七盘时我已取得了四胜三和的战绩，胜券在握，张东禄回天乏力，只好去改下国际象棋。

　　由于我隶属省队，所以以教练的身份带着李仁纪、李守卿、刘广荣等人到市体委集训。因为下国际象棋的只有张东禄自己，他就一个人去苏联俱乐部练棋，那里有许多苏侨会下国际象棋。

　　在市体委集训的时候，每天早晨我们都要进行跑步锻炼，从道里区买卖街一直跑到松花江边，然后再从江边跑回来，全程大约有五公里。刘广荣在棋队里最年轻，看上去身体也不错，可实际上体质并不好，每天跑到江边就跑不动了，他就花五分钱坐电车回来。 
　　刘广荣为人十分孝顺，资质也不错，是个很有希望的棋手。可惜60年代死于一场车祸，死时只有二十多岁，如果他活着，现在棋坛上也该有一席之地了。
 
　　一个好的身体对棋手十分重要，我们就这样一边练棋一边锻炼身体，调节自身的状态。我的身体一直不错，在棋队里属于运动健将。我喜欢打乒乓球，篮球打得也不错，当时我还能做扣篮动作，曾经代表省直机关参加过篮球比赛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 
　　夏天时棋队做了一次出访，应邀去安徽合肥参加一个九省市邀请赛，这场比赛何顺安和李义庭都参加了。
 
　　我们乘车先到蚌埠，然后换车去合肥。换车的时候我们几个棋手在当地的一个饭店吃饭，主食点的是馍。我们也不知道馍是什么东西，等服务员把馍端上来，可把我们几个吓了一跳。那馍的颜色黑黑的，看上去很脏，一问，原来都是用地瓜面做的，也不知道里面还掺了什么其它的东西没有，我们一看都吃不下去了。
 
　　当时安徽的经济非常落后，到处有人在讨饭，那时讨饭和现在不一样，人都很纯朴，都是实在穷的不行了，讨饭只是为了生存，看上去的确很可怜。现在乞丐都是只要钱，一个月都不少挣。我们把吃不了的馍都分给讨饭的了。
 
　　到了合肥以后，我们住在江淮宾馆，供餐时宾馆的服务员问我们吃不吃馍，我们一听“馍”字吓得都不敢要，心里暗想省会也吃这种东西。后来看到别的桌子上点的馍都是白面的，才知道这里的馍都是富强粉做的，根本不是吓坏我们的那种地瓜粉。

　　在安徽下的是友谊赛，赛程较紧，一共有十多轮比赛。我的成绩还好，同来的刘广荣就很不理想，除了和李义庭、何顺安二盘外，其余的全都输了。比完赛我们直接回了哈尔滨。 
　　从安徽回来没多久，全运会预赛就开始了，预赛一共分四个小组，每组取前两名进入八强。八强中有两个人我记不起是谁了，其余六个是杨官璘、李义庭、刘剑青、何顺安、武延福和我。比赛打单循环。
 
　　开始我就碰上了杨官璘，双方下得较谨慎，这盘棋和了。最后杨官璘以不败的成绩获得第一，我和李义庭以不败的成绩并列亚军。这次比赛中我和李义庭的那盘棋被《体育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等联合评为“最佳一盘棋”，这也是全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评选最佳。比赛结束后，杨官璘、李义庭和我分别做了一场冠亚军表演赛，李义庭双炮过河车输给了杨官璘。我后手对杨官璘形成了车炮卒对他车炮缺仕相的残局，由于时间关系我走了一步软着，把这盘棋下和了。(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