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十六）

　　从农场回到哈尔滨后，由于当时大部分的体育项目都砍掉了，包括体操、击剑、排球，也包括了象棋，我和其他的象棋队员都转了业。我回到电影机厂工作，当时象棋被列为四旧，也不敢下了。母亲怕红卫兵抄家，把有关于象棋的书和照片等物品都烧掉了。
 
　　1972年，为了迎接新加坡象棋队的来访，广东和上海两地首先恢复了象棋队。而此时北方依然处于无棋可下的状态。看到广东和上海棋队的恢复，我心想，要是能把他们请过来下场友谊赛，那时东北象棋发展的影响该有多大呀!有了这种想法，就马上付诸行动。经过交涉，1973年，上海队应邀来东北进行访问。这时我们并没有专业队，比赛也是表演性质的。总的来说，以我为首的东北队输给了胡荣华为首的上海队。 
 
　　经过这次访问，东北三省的象棋运动逐渐恢复了，不再被列为四旧。1973年，国家队体委下达文件，恢复全国赛，象棋界被压抑多年的感情一时之间终于释放出来。象棋活动如野火燎原般地展开了。我当时转业到工厂，归市体委管，为了参加比赛，市体委组织了集训队，在全市进行新选拔。由于本届个人赛允许女子与少儿参加，所以这次选拔也很注重培养后备力量。
我在选拔赛中是第一名，选入棋队的还有孟照忠和金启星，另外有两个小孩，一个是赵国荣，一个是范贵连。这两个小孩是我在少儿比赛上看好的，范贵连的特点是反应敏捷、有才气，他五岁的时候就能下盲棋。赵国荣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，朴实、沉着，复盘能力特别强。
 
　　队伍虽然组建了起来，可是大家都几年没模棋了，就这么去比赛，明显不如提前一两年建队的上海队和广东队。这个问题比较现实，于是体委决定，在去四川成都参加全国个人赛之前，先去上海进行一场友谊赛，多花点路费先锻炼锻炼。

　　就这样，本着练兵的目的，黑龙江队一行六人到了上海。在上海一共安排两场比赛，只有我赢了胡荣华一盘棋，孟昭忠和金启昌，包括范贵连和赵国荣都没能取胜。其中赵国荣和范贵连都输给了上海队的一个叫林宏敏的少年棋手。徐天利还和赵国荣下了盘上单马的棋。虽然友谊赛输了，可是经过这几局比赛，黑龙江队的几个棋手棋艺得到了锻炼，信心也得到了加强。
 
　　1974年的全国个人赛在四川成都市举行。成都市的棋风很盛，但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，百废待兴。我记得一下火车，看到接我们的车时我们队员都吓了一跳，那是一辆军用大卡车，用铁栏杆围着，上面蒙着绿色帆布蓬，坐上了这辆“大蓬车”，我们一颠一波地来到了我们此次比赛的下榻地点——一个军队招待所。原来，由于此次比赛经费实在太紧，一切只能从简。不过只要有棋可下，招待再简单也不算什么。

　　这次个人赛可以说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棋坛盛会，参加中国象棋比赛的棋手共有八十多人，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是积分循环赛，决出小组前三名，共三十名优胜者编为一组，然后通过十六轮的循环赛，决出冠亚军及其余名次。
 
　　第一轮比赛就出了冷门，首次参加比赛的女棋手高华战胜了黑龙江队的孟昭忠。黑龙江队出师不利。在随后的比赛中，赵国荣和范贵连的成绩也不太好，不过赵国荣还赢了几盘棋，范贵连却一盘没赢。范贵连由于后来在中国象棋方面进展不大，改不了国际象棋。其实范贵连的才能还是很好的，只是不够顽强，一输棋就兵败如必倒，如果他的心理方面强一些的话，在中国象棋方面还是很大发展的。
 
　　决赛的第二轮，胡荣华与杨官对阵，二人棋都下得十分谨慎，不肯轻易露出破绽，在比赛一开始就挫了锐气。双方战至七十余合，终于握手言和。
 
　　第四轮我遇到了老对手杨官璘，时隔八年，重新坐在一起，都极想赢下这盘棋。
 
　　这盘下了九个多小时，三次封盘。第三次封盘前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残局，我虽占优势，但要在规则的30限着内获胜，也颇费心思。这时杨官忽然提出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：“咱们还是别封盘了，直接下完算了。”虽然这个要求不甚合理，可是考虑到杨官在象棋界的地位，裁判员来征求我的意见。我没理会，说：“我服从大会的意见。”裁判员不敢做主，就去征求大会组委会的意见，结果组委会严厉拒绝了这个要求。于是封盘!裁判和我们两个棋手一起去吃晚饭。其实这样是对我不利的，因为我无法回房间摆棋。
 
　　坐在饭桌前，我和杨官璘都没有吃东西，我闭着眼睛，脑海中不断地闪现着棋局的变化，怎么在30步限着内赢下呢?不知不觉间，大概10分钟吧，我突然睁开双眼，啊!想明白了，我嘟囊了一声，19步就可以赢下来，想通了以后我开始吃饭，时间不多了，杨官璘也只吃了一点点。回到对局室，我早已将变化算透，接步就班地下，果然只用了19步，就取得了这盘棋的胜利。这样我就保持了在个人赛中对杨官璘不败的记录。
 
　　这次个人赛虽然我仅获得第五名的成绩，可在第九轮赢了此次比赛的冠军胡荣华。大家跟我开玩笑，说我这个主考官又官复原职了。

 (十七)

   1975年全运会棋类冉次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，当时黑龙江队还未正式成立，依旧是在赛前两个月集训，比完赛就解散的活动形式。

   这次比赛的预赛是在上海举行，我记得有90多人参加，所有参赛的中国象棋棋手被分为六个小组，以单循环的方式决出小组前两名，参加在北京进行的决赛。

   我所在的小组没有成名的高手，虽然小伙子们一个个年轻气盛、体力充沛，可我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，自认为出线不成问题，姜还是老的辣嘛。前几轮形势如我所想，面对经验不足的年轻棋手，我连连获胜。可能是我和全国冠军无缘吧，意外总是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发生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当时中国正在搞为工农兵服务的运动，所以这次比赛规定每个棋手都有一场比赛是要到乡下进行表演的，而有的表演就在市区内。但不知何故，本来是每人去一场的比赛却给我安排了三场，并且都是在乡下，这样一来我就十分的不适应。

    首先，体现在比赛时间的安排上，平时我都是上午下棋，可是去乡下路途遥远，几个小时的车路颠簸下来，到了地方就要吃午饭了。吃完午饭才能下棋，下棋之前还要和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，下乡服务工农兵嘛!等到下完棋一般是下午四点多了，一天下来疲惫不堪。其次是我的身体不太好，这样折腾就觉得精力不够。就这样，坏运气降临了。

    与赵明的一盘棋就是在一个小县城下的，在开局时我就中了一个圈套，这个布局不是赵明研究的，而是朱亮在前几天刚下出来的，我没看到记录，心理也没准备，这盘棋就输了。下完棋本来要安排在当地吃饭，我实在吃不下去，心情很坏，就先回了上海。没想到回了上海通报批评我，说我不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跟农民没有感情。当时正赶上“批林批孔”的运动，因为这件事，拿我当了个典型。大会要我写检查，我说:“我下完棋挺累的，在那吃饭要等一个多小时，再说我是工人出身，还受什么农民再教育。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?”当时我并非职业棋手，而是从工厂借调的关系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是迫于压力，我只好写了检查，这还不算完，不知谁出的主意，要我再去一次乡下，面对面地向农民检讨，于是我又被迫去了乡下，结果人家农民根本不记得吃饭的事儿，我却被搞得精疲力尽。

    最后一场比赛我只要和棋就可以出线，比赛又被安排到了乡下。心情不好，棋也没下好，输了以后小组仅获第三，没能出线，回想起来也是个笑话。

   几年后见到胡荣华，提起这事，胡荣华说:“对不起了老王，那时批林批孔，受四人帮的毒害，连累你了。”我说:“什么四人帮的毒害!规定好了每人下乡下一盘棋，怎么安排我下三场呢?我身体不好，坐几个小时的车累的慌，你们上海也太不像话了，对外人搞名堂，不就是想让上海队多上去几个人吗?”

    1976年的全国赛没有下完，在兰州举行完预赛后，我和杨官璘、胡荣华等老对手都进入了决赛，但后来决赛被取消了(因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)，以后象棋界没有什么大事发生，只有菲律宾来个访问团，我代表国家队参加了两场友谊赛。

   1977年，黑龙江开始筹划建立棋队的事，负责黑龙江省文体事务的常务副省长苏民是个围棋迷，此时正值1975年聂卫平在全国赛上夺冠，苏民就指示正式恢复黑龙江棋队。围棋队聂卫平任教练兼队员，中国象棋由我任教练兼队员，队里除了赵国荣外，还调来了孙志伟。

    1977年内蒙古办了个邀请赛，请去的都是东北棋手，当时赵国荣获得了冠军，他在比赛中不但保持了不败记录，还战胜了名将赵庆阁。

    1977年全国赛先举行的是团体赛，黑龙江队获得第二名，这里还有个故事。这次黑龙江队共有五人参赛，我、赵国荣、孙志伟、王春凯、孙铁瑞。最后决赛是黑龙江队对广东队，由王春凯对邓颂宏。王春凯下着下着忘了看时间，当还有两步棋要走的时候，时间就剩下两秒钟了，于是裁判员就判王春凯超时负。我当时在场，就过去问:“这不还有两秒钟吗?怎么能判超时呢?”裁判说:“还剩两秒钟，走不完两步棋了。”当时王春凯的棋形势大好，赢定了的，我就找裁判长，我问:“这好比一个人快死了，但只要没咽气，就不能火化，对不对?”裁判长无话可说，就宣布封盘，等下午再下。我就对王春凯说，你的棋只要能在两秒钟内走完两步棋，就能赢了，你看他不论走什么，马上进兵，尽快按计时钟。”王春凯点头。

    到了下午，比赛重新开始。王春凯当时17岁，长得少年老成，他的对手邓颂宏也是个小孩，机灵活泼，王春凯见对手走了一步棋，就照我说的马上进了一步兵，另一只手就拍上了计时钟，表针颤了一下，竟没有动，这一步棋一秒钟都没用。邓颂宏一看，眼睛转了转，不走棋了，东看看，西看看，发现王春凯有些分神，飞快地走了一步棋，王春凯手忙脚乱，进兵来不及了，老将离手比较近，就上了一步将，结果白丢了一个兵。这时看计时钟，时间刚刚只剩下一秒，这盘棋最后成为一盘和棋。(待续)

 (十八)

　　1977年的团体赛由于王春凯在读秒声中匆忙上了一步将，结果赢棋走成和棋，黑龙江队也没能拿到冠军，在接下来的个人赛中，又闹出了一点风波。
 
　　这次比赛前参赛棋手们就给大会提出了意见，认为现在实行的抽签制度不合理，使比赛中经常存在同队棋手之间让棋的现象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，经大会研究，决定先按以往的惯例抽签，如果抽签结果同队棋手不在最后一轮相遇，那么比赛的顺序就不变了；如果抽签结果是同队棋手恰好在最后一轮相遇，那么就将最后一轮的比赛调到第一场比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人为控制名次的情况了。
 
　　这次个人赛由于新赛制的原因，一批名手没能闯入决赛，进入决赛的六位选手是我、胡荣华、钱洪发、黄少龙、梁文斌和朱永康。经过抽签，恰好是上海的朱永康在最后一轮碰同队的胡荣华。本来按照赛前大会的决定，应该把这一场比赛提前到第一场比，可是这时胡荣华却说什么也不同意了，坚持要按抽签的结果进行比赛。大会就犹豫了，没能坚持一开始的决定。

　　第一场比赛就是由我对朱永康，我心里生气，为什么大会做了决定又不能执行呢?我性子比较直，本来就看不惯在比赛中搞鬼的，这次暗下决心，非要把朱永康赢了不可，在这种心理作用下，下的棋自然十分急躁，别说赢棋，最后连和棋都没下成。输了这盘棋以后，我非但没冷静下来，心态反而更加不稳定，接着又输给了胡荣华，这样一来，我知道此次夺冠是没有希望了。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，我无心恋战，都轻易地输掉了。

　　胡荣华连胜四场后已经稳获冠军，所以最后对朱永康的一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。其他几人之间又都下成了和棋。所以第二名的归属就完全取决于朱永康与胡荣华这盘棋的结果了。二人心照不宣下了一盘和棋。朱永康稳稳当当地拿了亚军。其他三人积分相同，并列第三，我名列第六。1977年的全国个人赛就以这样一个结果结束了。

　　1978年正式组建棋队时，考虑到王春凯的反应比较慢，就没有把他留下来，正式队员是赵国荣与孙志伟，孙铁瑞属于借调关系，并非正式队员，围棋队除了聂卫平，还调来了鲁健，黄希文和陈兆峰，这一年聂卫平代表黑龙江获得了全国围棋个人赛的冠军。
 
　　1978年全国象棋团体赛黑龙江队发挥的比较好，由我坐镇第一台，二三四台分别是孙志伟、赵国荣和孙铁瑞。孙志伟与赵国荣当时有个绰号，叫“哼哈二将”。因为他们两个在这次比赛中每场基本上都能稳拿三分。就是说如果孙志伟和了，赵国荣就能赢；而赵国荣和了，孙志伟又会赢棋。孙铁瑞在第四台不输保本，这样黑龙江队的成绩就一直处在前列。
 
　　同时处在前列的还有辽宁队，所以对辽宁队的一场比赛就显得十分关键。我知道这一场比赛可能就决定了冠军的归属，获胜的欲望也就十分地强烈。所以在与赵庆阁对局的同时，我还关注着另外几台的比赛。
 
　　赵国荣与孙志伟的棋还可以，可是孙铁瑞的第四台形势就不容乐观了。我看孙铁瑞以马炮对对手的马炮双兵，这是一盘要输的棋。我心想，他那边要是输了，我这边可一定要赢下来。
我这盘棋本来是大先手，优势明显，赵庆阁提出和棋时，我考虑到孙铁瑞要输，就没答应。有点棋力的人都知道，象棋只要双方实力接近，一方想要守和时，另一方想要赢下来是比较困难的。我为了赢棋，走得比较强硬，也可以说有些过分，形势不知不觉间反而混乱起来。我不甘心走成和棋，便强行进攻，这下坏了，被赵庆阁抓住机会反击，反倒输了。输了棋后，又听到孙铁瑞在第四台守和的消息，这下子我大悔，早知如此，和了这盘棋就是冠军了，又何必与赵庆阁硬拼呢?

　　带着这样的心情，我参加了在郑州举行的个人赛。参加个人赛的棋手是按团体赛的成绩抽取的，共有26名棋手参加。这次比赛我没有下好，仅取得了第七的成绩，冠军争夺在杨官璘与胡荣华之间进行。杨官璘在这次比赛中本来处于领先的位置，但在第十三轮时意外地仅30个回合就负于辽宁的赵庆阁，使胡荣华有了机会。而在最后一轮的比赛中，杨官弈和了言穆江，胡荣华战胜了赵庆阁，一出一入之间，二人的积分已经相同，可是杨官璘由于小分较低，无奈只能屈居亚军。胡荣华后来居上，第九次夺得了桂冠。(待续)

 (十九)

   对我来说，1979年可谓终身难忘，因为那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中断了14年的《北方棋艺》正式复刊了。其实创办《北方棋艺》的申请报告，1965年我就递交给主管部门了，可是谁曾料到批件下来没多久，杂志的第一期还未出刊，就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，那时我已被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给关进牛棚，就更别说这本“为反动学术服务”的杂志了。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4个春秋，许多黑发人都变成了白发人，直到1979年4月，《北方棋艺》第一期才得以与广大棋迷见面。

   这次复刊还算顺利，因为当时全国体育事业都陆续开始恢复，象棋作为龙江体育的一大优势项目备受体委领导的重视，看到时机成熟，我立即向上级申请恢复《北方棋艺》，之所以打着复刊的名义，是因为这样在程序上能简单一点。上级看到我的申请，十分赞成，尤其是省委书记李剑白和宣传部部长李元直都给予大力支持，复刊申请一路绿灯批了下来，同时还批给我们一万元经费。

   恢复之初，杂志主要以象棋和围棋为主，同时也有一些国际象棋的内容，象棋是我挂帅，围棋主编挂的是聂卫平的名。因为小聂当时已经得了几次全国冠军，但由于他那时在北京，所以围棋的稿子都由昊广熹来负责，实际上整个编辑部就我和李德林两个人，被安排在体工队的一座简陋的小楼里。那时李德林是农垦机械站的一位农业工程师，白天他要上班，晚上来这儿帮我写稿。

    为了使第一期杂志来个开门红，我特意将我当时的布局整理出来，我们两个就挤在那间小屋子里，有时忙起来就是一宿，困了我们就爬在桌子上眯一会儿，醒了再干，十分辛苦。我一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就从社会上招聘了一名临时工，专门给我们抄稿，这个临时工的名字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，就记得大家都叫他“老杨”。为了这件事，我还和领导顶了起来。因为老杨年轻时曾在日本工厂做翻译，文革时又被打成右派，所以领导不愿意让我们用他，但我看老杨是哈工大的老毕业生，颇懂些外语，加之他办事十分认真，稿子也抄写得十分整齐干净，就对上面说:“老杨我用定了，有什么事我扛着!”这样老杨才留了下来。

    一切都办妥后，我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子了，可是就在杂志要送去出版印刷的节骨眼上，发现上级拨给我们的一万元资金被体工队挪用了。没办法，我又连忙跑到印刷厂，借助一些关系，说服印刷厂的负责人答应我们可以先印刷年末付款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这期杂志卖的非常好,光是邮局订数就超过三万，各地新华书店的销量也有三万多，再加上我们自己也发行了一些，总共发行了有七万多册吧。这个数字，就是现在对一本刚刚发行的杂志来说，也是十分可观的，更别说在那个为温饱发愁的年代了。我们很快就还上了印刷费，最后还略有盈余。

   这期杂志没忙完多久，第四届全运会就开始了，因为前几届全运会中都没有象棋比赛，所以这次象棋项目能进人全运会十分不易，体委领导对此也很重视，还特意重新组建了象棋队，并给我们定了指标。因为1978年我们黑龙江队得了团体亚军，所以体委领导要求我们这次必须保住前三名，同时也要求我个人打人决赛。可是当时我们棋队只有孙志伟和赵国荣，加上我才三个人，而团体赛要求四个人，最后没办法我们又从外地调来一名棋手，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。

    由于这次比赛对进京人数有限制，所以先按地区进行预赛。预赛中，黑龙江队成功进人六强，取得进京参加决赛的资格。而个人赛是分四个小组，每组取前二名，我以不败的战绩列小组第一，取得决赛资格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次预赛有一些名手未能进人决赛，像我的老对手杨官璘，还有李义庭都在预赛中就被淘汰了。其他进人八强的七位选手是:胡荣华、柳大华、傅光明、王秉国、蔡福如、蒋志梁和程福臣。

    决赛是在几个月之后进行的，这期间我们又出版了几期《北方棋艺》。团体赛是先于个人赛进行的，结果我们发挥的不算太好，只取得了第六名，上海队获得第一。团体赛没能完成体委下达的指标，使我耿耿于怀，觉得是由于自己忙于《北方棋艺》的工作，忽略了对队员的训练而造成的。就在这种自责的心理作用下，我发挥得不理想，在最后一轮输给程福臣，只获得第七名，而胡荣华则第十次夺冠，完成了“十连霸”的伟业。(待续）